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揭示公司遭遇大变故(图) - IT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揭示公司遭遇大变故(图)

2002-12-09 15:53:00 京华时报

一副眼镜一头卷发，排场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重在战略

　　“我最近一段时间的精力大多放在了加拿大的家庭这边，并在考虑一些关于新东方战略层面上的问题，对一些具体事务，不再自己去做了。”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刚从加拿大归来的俞敏洪精神十足，12月6日晚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不见丝毫倦意。

　　“我最近看的书主要有两种：一是哲学人生类，东方的如四书五经、《老子》、《庄子》，欧美的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二是企业管理类，看国内的此类图书主要集中在《大败局》之类的案例书上，着重于对人的分析，看国外的此类书则主要关注在企业的系统、组织结构等方面。”

　　“一个企业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首先要有长期发展的战略计划，然后是要有能力执行这个计划，这就要求设立一个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这个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应该是由董事会作出战略上的决策，由管理层去执行。而我发现国内企业在这方面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董事会与管理层分不开，二是董事会与管理层分离严重；‘分不开’会导致企业的发展战略不明确，‘分离严重’会导致董事会与管理层的对立，都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新东方现在已经摆脱了这种局面。”

　　留恋依旧

　　2001年新东方高层人事地震，创业“三驾马车”之一的徐小平黯然离开董事会，一时轰传国内，不久，“三驾马车”中的王强也从管理层中退出，只留任董事一职，随后，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也淡出江湖，只担任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一职。

　　回头再看过去这一两年的人事浮沉，现在的俞敏洪显得轻松洒脱。“ 1995年、1996年，我把徐小平、王强这两位从美国请回来时，主要靠的是哥儿们间的情谊，民主萌芽体系在当时已经产生，但这种民主体系是建立在以自愿为基础的友情上的，不是靠制度来明晰的。在进行决策时，我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也可以不考虑，最后的决策违背他们意愿时，他们也没办法。”

　　“2001年时，我发现自己在新东方的权力过大了，大家很容易会跟风，这非常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而这是由于我个人在新东方的历史地位所致，所以必须要进行组织制度上的重造，而重造就要涉及到某些人的调整，以及调整是否愉快的问题。”

　　在接近2001年底的一次新东方董事会上，从王强、徐小平到俞敏洪，昔日创业的“三驾马车”全都提出要离开新东方，会场上有人泣不成声。回忆起这段经历，俞敏洪说：“尽管大家在当时闹出了一些问题，但从现在看，实际上那时大家谁都舍不得离开新东方。现在大家也仍旧没有离开新东方，王强虽然不再做CEO了，但依然是新东方的董事，徐小平现在还在新东方做留学咨询方面的事，下一次新东方董事选举，再次被重新选入董事会的可能性很大。新东方的这几位创业元老都没有在新东方之外自己另办公司。我们之间还经常保持着联系。”

　　俞敏洪的母亲曾被视作新东方实施家族管理的典型代表之一，俞母曾经为了新东方的事，大闹过新东方的办公室，“其实我母亲从来也没有新东方管理上的决策权，你想以她的程度，想决策也参与不了。现在我母亲已经完全从新东方的事务中分离出来了。我妻子早就不参与新东方的事务了，现在在加拿大，今年家里新添了个儿子，我近一时期常在加拿大就是为了照顾他们母子。还有，我的大女儿现在已经7岁了”。

　　制度初成

　　没有了若隐若现的家族管理阴影，没有了创业元老的分封割据，由胡敏带领下的新东方管理团队，已经运作了半年有余，在俞敏洪心中，胡敏做得怎么样呢？

　　“胡敏这半年来做得很不错。这证明董事会选择胡敏出任新东方总裁这一职务的决定完全正确。”俞敏洪微笑着对胡敏半年来的表现表示赞赏。

　　“当时我们之所以选择胡敏出任新东方总裁，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我这个人比较平易近人，过分宽容、有些软弱，不能坚持原则性问题；王强可以坚持原则性问题，但只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只喜欢搞研究，不喜欢处理人事关系，处理问题时的操作性较差；而胡敏不一样，既有原则性，又有操作性，与新东方的一些人也没有老朋友之类的感情纠缠。”

　　“最重要的是胡敏在新东方是从最基层的老师，一步步靠工作成绩走到今天的，他完全能够继承新东方已经形成的精神，并且能够将这种新东方精神灌输下去，操作下去。”

　　“我认为比较理想的企业治理结构是，董事会与管理层有50％以上的成员是不重合的，新东方现在有5名董事，目前只有2位现在还进行着管理工作。这样既可以保证董事会与管理层的统一，又保证了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执行。新东方管理层的此次交接最终得以完成，还将成为新东方的历史遗产，会使新东方以后在面临这种管理层交接时，在面临权力、利益进行交接时，不会再出现混乱的情况，不会像很多中国企业那样，走上因高层出现动荡而导致企业崩溃的传统老路。”

　　励志精神

　　“在由胡敏他们接手具体的管理、工作事务后，我就从这些具体事务中摆脱了，这就对企业将来的发展有了考虑的时间，对新东方的将来有了相对明确的方向。那就是要完善新东方精神，让新东方不要成为一个商业机构，而是要以教育为先。”谈起新东方的远景，俞敏洪眼中光华炯炯，语气里自信十足。

　　“新东方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价值体系，那就是以‘励志’为核心取向，这个取向在目前可能还不成熟。不少学生现在可能已经忘记了当初在新东方所学到的单词，但是他却可能还记得新东方老师在课堂上所讲过、激励过他的话，而正是这种‘励志’的精神，使新东方的学生从心底对社会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也是新东方超出于其他众多同类学校的一个重要因素。新东方要把‘励志’这一点提炼出来，加入到各种培训之中去。”

　　“新东方目前还正在进入中、小学教育领域，在扬州已投资建立了一所占地400亩的学校，明年起开始上课，其中2000名中学生、2000名小学生。新东方所办的中、小学不会等同于现在的一些贵族学校，这些学校的办学思路存在偏差，只是对应试教育的强化。如果只是为了应付考试，那我们新东方敢说，只要用十年甚至七八年的时间，新东方所培养的学生，就足以应付国内的高考。新东方所办的中、小学将会努力将新东方的‘励志’精神传承下去，使学生不再受到考试的不合理性困扰。而我们新东方也可在新教育模式的研究中，寻找图书出版等一类的商机。”

　　上世纪80年代时，俞敏洪曾在7年时间里，写下了几百首爱情诗、人生感悟诗，后来俞敏洪一把火把这些诗全烧了。俞敏洪对焚诗的解释是，这些诗对办新东方没有任何用处。

　　在经历了创业的艰辛后，在经历了成功的快意后，在经历了亲情、友情和利益的激荡后，现在的俞敏洪亦儒亦商，既有人文关怀，又显示着坦荡的商业气息。“明年初，我可能会出一本励志散文集。”在采访快结束时，俞敏洪淡淡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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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东方变阵悬念水落石出
　　本报记者段志敏

　　 2002年7月，新东方爆出“俞敏洪辞去总裁定居加拿大，胡敏接替成为新总裁”的高层变阵。自此之后，新上任的胡敏避开新闻媒体的视线，韬光养晦。新东方一度沉寂。

俞胡交接。只不过是诸多交接中的一次。

　　但“民办教育第一校”的身份注定不会让新东方太沉默。今年11月底，由于爆出IT教育部换将的风波，迫使新东方新的管理层不得不积极面对媒体的聚焦和公众的种种猜疑。而本报记者积极、迅速的介入促使胡敏自上任新总裁以来第一次在媒体公开亮相。新东方高层“希望与主流媒体亲密接触”向公众展示一个真实的，完成了现代企业转型的新东方全貌。于是有了本报记者对胡敏和他的新管理团队由北京至武汉，再从武汉返回北京三天的贴身追访。

　　这期间，新总裁胡敏向本报披露了新东方高层洗牌内幕，公布了新东方各地分校下半年来的市场攻势，阐述了新东方一直暗中进行的产业调整，并向本报独家开放了新东方高层联席会议，使新东方新高层一一亮相。回到北京后，本报记者继续多次造访北京新东方总部“帅营”，与新东方高管对话。

　　12月6日下午，被公众疑为已经隐退了的“留学教父”俞敏洪从加拿大回国召开新东方董事会。抵京两个小时之后，俞敏洪不顾十四个小时连续飞行的疲劳，在新东方花园路董事长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向外界透露了他近期喜添贵子的喜讯，介绍了王强、徐小平等昔日新东方创业者的现状。昨日中午，胡敏、俞敏洪等在召开董事会后即飞赴拉萨、成都等西部城市，将在13个省市、14所大学进行新东方西部行系列演讲。

　　经过连续几天的采访，最近半年有关新东方的各种悬念，终于在本报记者的执著追访下水落石出，大白天下。

　　俞敏洪创办的新东方创造了中国教育产业的奇迹：新东方学校一年有数亿元收入，目前占据全国50%以上的出国培训市场份额，年培训学生超过35万人次。70%的中国留学生曾在新东方门下求学，俞敏洪也因此被称为“留学教父”。尽管新东方是知识分子创业的典范，其本质仍然是民营企业凭借奋斗精神和对市场空间的捕捉而成功的典型。而在新东方今年种种变阵的背后，实际折射出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在向现代企业转型期间走过的艰难历程。“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探索“新东方神话”，我们或许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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