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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炮”阚凯力：媒体就是我的“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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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3-23 11:59:00
互联网周刊
明叔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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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停歇的大炮”阚凯力；
是非漩涡中的阚凯力；
流泪的阚凯力；
“深刻”或“做秀”的阚凯力；
都是无法回避的阚凯力——
（阚凯力是少有的主动关注电信业的专家和学者。上图是他在一次网上交流后留影。）
在这一段时间，或许没有哪一个行业比电信行业更引人注目；而在电信行业，可能也没有哪一个人比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更能引来众人的争议。有人对其观点看法心悦诚服，甚至在拜读过他的一篇文章之后改变了自己几年来为之呼吁奔走的主张；而有人则大骂其做秀误国。这里姑且不论其言论观点价值几何，正确与否，阚凯力个人绝对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中国电信体制改革中的一个特有现象。
去采访信息产业部一位专家的时候，还没等记者开口，那位专家便笑着问，采访过阚老师了吗？阚老师怎么说的？而在接下来的几次采访当中，几位电信专家竟然都向记者问了几乎相同的问题：阚教授是怎么说的？
在搜索引擎上搜索阚凯力的名字，你会得到上千个搜索结果。仔细地看一下阚教授的采访谈话，看一下阚教授的文章，你就会发现，其话题几乎涉及到了电信行业的每一个问题-从电信分拆到小灵通，从手机收费方式到入世，贯穿整个电信业发展的各个过程。在国内的电信改革方面，阚凯力已经成为一个绝对的“现象”。如果你要做电信改革、电信竞争方面的文章，你不可能回避他的影响，从阚凯力的经历、言论中，你几乎可以理出一条中国电信改革的历史脉胳。阚凯力成为相关媒体和所有电信话题的宠儿，不间断地见诸于各个相关的报道中。而阚凯力也给足了各家媒体面子，不仅十分配合支持媒体的采访，而且不时爆出一些大胆的猛料。
电信领域的“另类”学者
一位记者曾当面提到，像阚教授这样具有率真、直言的性格的中国学者并不多见。而阚凯力并不这样认为。他举的一个例子，是在开国之初便提出了中国人口问题的马寅初。在阚凯力的言谈中对这位公然与多数人作对的学者充满了敬佩。而也就在几天之前，阚凯力也正是在南方一家有相当影响力的报纸上撰文，《支持移动降价反对单向收费》，而后又在某家网站聊天时继续重申这一观点，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自己放到了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对立面，一时间骂声四起。“马寅初最初提出中国的人口问题时，不也是没几个人相信吗？真理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被少数人所接受，我作为一个学者，就要坚持真理，就要为真理而斗争。”
事实上，从其出道以来，阚凯力正是以这样的“斗士”的形象出现的。1984年，当他还在美国读书时便给当时的政府高层写信，对当时酝酿中的中国通信卫星提出建议，并为当时的政府部门所重视。
在其就职于太平洋贝尔战略技术评价部时，美国国会就美国航天政策向其征求意见，阚凯力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了美宇航署用航天飞机发射商用通信卫星的做法。几天之后，国会指令宇航署改变其计划。美国的航天政策居然要一个中国留学生来指导！
1987年，阚凯力起草了中国科学院的一个报告《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提出了政企分开、引入竞争、建立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股份制公司、逐步对外资开放等等，被称为“八个问题、九条建议”的主张。阚凯力也被有的媒体冠之以“电信分拆第一人”的名号。
在电信界内，阚凯力的名号还不只这一个。阚凯力自己笑着数说自己的外号：“什么某某电信的刽子手、什么某某的独立董事……”。
阚凯力还对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会议过程中，当他正在准备发言时，另外一位电信专家对中国联通的全牌照优势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这样对其他的运营商不公平。阚凯力自己讲，他当时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个话题。轮到他发言时，阚凯力说：“刚才那位专家对中国联通全牌照问题的说法，我不能苟同。他的话让我想起了一则寓言，狐狸请仙鹤吃饭，狐狸把东西盛放在平底的盘子里面，然后让仙鹤不用客气，随便吃吧。中国联通的全牌照就跟这则寓言的道理是一样的，单单有了牌照，还是什么也吃不到！”
针对中国电信南北拆分，阚凯力有一肚子话要说：“我是主张拆的，但是南北拆分，还不如不拆。在拆分中国电信已成定局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我所提出的按业务拆分，也就是竖拆方案一度成为主流。但是后来，在很短的时间内，方案就变了。南北拆分，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所以我说它是无效拆分。”
“在电信改革过程中，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是一个好现象。应该综合考虑各方专家的意见，不能偏听偏信。数学家说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对的。但是当你在考虑把一头母牛和一头公牛放到一起的时候，你就不能只考虑一加一等于二的数学问题了，也应该请教一下生物学家的看法，一头母牛跟一头公牛放到一起，有时候会成为一群牛。提出南北拆分方案的人，只考虑了其中的数学问题，而没有考虑其中的生物学问题。”
“我以前也曾经跟电信的人说过，你们电信总部就像是周朝天子，地方电信就是各路诸侯。这样一个分拆方案最大地照顾了地方电信领导层的利益。”
“在这样一个方案一出台的时候，我就说是庸医杀人。有的学者不解地问我，你怎么能说是庸医杀人呢。我心里说，谁是庸医谁自己心里清楚。”
“南北拆分一年了，有什么效果呢？北京电信除了把名字改成了网通以外，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
阚凯力将信息产业部现在的角色比喻成国家队教练又兼做裁判。“既要保证国家队赢球，又要保证公平竞争，自相矛盾。这样肯定要吹黑哨。小灵通这样的东西不取缔，又在去年提高国际长途的结算价，给运营商托市。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
对于3G牌照的问题，阚凯力认为：“鼓吹发放3G牌照的都是那些厂商，他们是为了一己之私。3G的技术现在还没有形成什么看得见的应用前景，国外的3G市场发展不顺利。在手机上看电视？那会开车出车祸、走路撞树的。”
可以说，在阚凯力的炮口下面已经没有几个幸存的对手了，有记者曾称其为中国电信行业里孤独的斗士。阚凯力回答说：斗士谈不上，只不过与其他许多同志一起参加讨论罢了。电信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毕竟已经开始，而且收到了很大的成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有过争论，更何况改革。打破电信垄断在十年前还是一个禁区，现在全社会都在讨论了，所以我也并不孤独。国家鼓励我这样的学者参加讨论，发挥我的作用，这就是我的价值。我从内心确实觉得自己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是时代的幸运儿。
一人一杯咖啡面对面坐着聊，记者当天的采访从上午九点半一直进行到下午两点。采访过程中，有电话打进来邀请阚凯力去讲课，开始他爽快地答应了。但当听说主办方是国内一家小灵通设备提供商的时候，立刻提出要提高课时费。并且还称到时候，要好好地骂一骂小灵通。而“在一次宴会过程中，吴基传部长走过来向我敬酒，说感谢我这样的学者对电信体制改革所做的贡献……”说到此处，阚凯力展现了他的另一面，他流泪了。
“媒体就是我的销售渠道”
阚凯力的很多说法与做法都伴随着争议。曾连续几年抨击电信垄断经营，强烈要求手机单向收费的政协委员方廷钰在看到了阚凯力的文章之后，改变了自己长期坚持的看法。但是，也有人评说他长期以来并没有写出什么优秀的论文，没有做出什么真正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出来，而其一直在宣传的自己的一些看法不过是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被美国的经验证明并不成功的学说。一位北京邮电大学的同事也批评他在北邮的几年里都没有做出科研课题，只知道与媒体周旋，四处做秀、卖弄。为数众多的人在互联网上对阚凯力大肆批判，当他《支持移动降价反对单向收费》的文章刊出之后，有好事者竟在网上将其号码公布，并号召大家一起来打。媒体上，像《阚凯力先生：这回您错的离谱了》之类的文章也为数不少。
对于自己同媒体广泛的“亲密接触”，阚凯力有自己的说法：“做研究就像生产产品一样，研究出来的产品如果不能发挥作用，就像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一样，是一种浪费。因此，你们媒体就是我的销售渠道，通过你们才能把我的研究成果给销售出去。”
这样的一种跟媒体热情合作的态度，也使得阚凯力的名字跟电信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结合在了一起，而由此也招来众多的物议。
深刻也好，作秀也罢，不管别人怎么说，阚凯力，这门“电信体制改革中永不停歇的大炮”是不会停下来的。引用阚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让我们拭目以待！”
阚凯力简历
1979-1984年国家教委首批公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获硕士、博士学位。
1984-1986年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战略技术评价部经理，负责制定公司的技术发展战略及重大项目评估；曾任国际电信联盟美国代表团成员；曾代表太平洋贝尔对美国航天政策提出修订意见。
1987-1994年任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负责电信发展战略和技术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
1989-1996年回到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曾负责我国多项技术引进项目,并参与联通公司筹备工作；曾任世界银行电信政策和发展战略顾问。
1997-1999年回国重任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负责中心的科研工作，向国务院领导提交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
1999-2000年在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从事我国电信和信息产业政策及企业经营策略的研究工作；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电信联盟的会议及工作。
2000年至今竞聘为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现为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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