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鹤，因其主导研发“TD-SCDMA”，被誉为“中国3G之父”。

　　出生于重庆，1963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6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1982年获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博士学位。

　　教授级高工，博士生导师，现任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长期从事科研和领导工作，在微波通信和移动通信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邮电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的最具代表性成果是：以李世鹤为首的大唐电信科研人员研究开发的，代表我国的，向国际电联提交的TD-SCDMA无线传输技术建议被接受成为国际上第三代移动通信无线接入技术三大标准之一，这是我国百年电信史上的首创。在负责起草和完善标准的同时，又承担主持开发全套TD-SCDMA系统设备样机的任务，将形成巨大产业，在我国和国际上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并标志着我国在移动通信高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李世鹤博士作为研究生导师，从84年起共培养硕士研究生二十多名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数名，如今已形成了一支科研梯队，在科研和管理岗位上为我国的通信事业作贡献。

　　记者：李老师，您作为TD技术的奠基人，大家称您“TD之父”您是当之无愧的。今年是向ITU提交TD-SCDMA标准十周年，希望听到您先简要回顾TD-SCDMA的经历和过程。

　　李世鹤：说实话，TD走到今天应当说是一种必然，当然也是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从宏观经济的高度来看，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很穷，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给外国人打工、搞装配、赚点儿小钱，富是慢慢地富了，中国也变成了世界工厂。当然人家巴不得你成为世界工厂，10亿中国人当打工仔，人家获取利润。十年前，正是这个“世界工厂”论调抬头的时候，当时信产部已经考虑到，中国要从电信大国变成电信强国，首先就是自己要掌握自己通信的命运，这涉及到我们的知识产权、产业、技术，以及真正能够独立的运营商等一整套东西。TD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来的。

　　记者：这种背景促使了TD的萌芽。

　　李世鹤：这种背景代表了两点，一是打破中国给人家当打工仔的状况，二是当时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发展有这个需要。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的时候,要TD死是轻而易举的事。美国一位名教授三年前跟我们谈话，他说，西方现在后悔了，当初没把TD封杀在摇篮里。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年我们提交TD标准的时候，西方的几个大公司都看到了中国巨大的通信市场，他们说：现在中国经济起来了，通讯也发展了，老百姓需要通讯，全世界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所以在国际上不要反对中国人太厉害了。

　　那时候把TD杀掉太容易了，但西方的小算盘是“中国人好面子，不要做得太绝，让中国有一个标准，让他们的面子得到满足吧”。

　　记者：他们认为TD做不大，不信TD会做起来。

　　李世鹤：是，人家心里讲,反正你中国人也做不出来，市场还是在我们手上。

　　李世鹤：困难！只有西门子真的做了，别的都不做，看着你怎么死。国内也没人做，除了周寰和我，周寰讲，砸锅卖铁我也要干，就这个态度！当时我们为了TD，没钱的时候把大院里面的楼、地都抵押出去了，如果那时候垮下来，整个研究院、房子、地都没有了。

　　记者：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

　　李世鹤：是的，外国可能没想到，中国可能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帮不要命的人！十年前启动的这个项目，还得了国家进步奖，但是全部国家投资只给了一百万元，剩下的工作认为是你们企业的行为。

　　李世鹤：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的。2000年到2003年，我们随时哪一天都可以死掉，非常难！但这也是最能团结人的时候，搞TD的就是一帮不怕死的人，也不要钱，也不要命。五年前开始，国家提出自主创新，从宏观经济的发展考虑，中国要富强必然要走自己的创新产业的路，谈得非常明确：中国八大问题的第一项就是要搞创新。这时候我们才开始舆论上宽松了一点，经济上也宽松一点，能够认认真真得干。说实话TD认认真真搞技术产业发展也就这几年，我们把那么多时间都浪费了。